青枫岭的苦芽
第1章 青枫岭的寒鸦
闽西的雨总带着一股子湿冷的泥腥味，黏在人骨头缝里，要等日头晒透三两天才能散。
1953 年的清明刚过，青枫岭下的溪涧涨了水，浑浊的黄汤卷着败叶往汀江淌，把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根须泡得发白。
阿卯缩在母亲林春秀的怀里，小脸贴着她打了补丁的粗布夹袄，鼻尖萦绕着一股混合着艾草和汗味的气息，这是他对 “家” 仅有的模糊感知。
他刚满两岁，还不懂得 “死” 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里藏着多少时代的褶皱与家庭的寒凉。
阿卯的父亲陈守义，原是沙田乡的乡长，后来调回了老家洋田乡，陈家本是个大家庭，虽有几分薄产、几间瓦房，可人口兴旺 —— 陈守义前头的妻子走得早，留下了三个儿子，最大的也才十三西岁，最小的刚满十岁，都还是半大的孩子。
陈家还养着一个大童养媳，名叫兰英，比陈守义的大儿子大两岁，是从小就订下的，原本就等着大儿子成年后圆房，平日里家里的洗衣做饭、照料三个半大小子的活计，大多落在她身上。
林春秀是陈守义的续弦，嫁过来后，日子过得并不轻松。
兰英性子执拗，心里总揣着疙瘩，觉得林春秀是外人，抢了本该属于她的 “主母” 位置，对林春秀带着几分敌意，平日里要么冷着脸不说话，要么就暗地里使些小性子 —— 林春秀晾在院子里的衣物，总会莫名其妙地掉到地上；煮好的粥，分给阿石和阿卯的那碗，永远是最稀的。
林春秀念着兰英年纪轻轻就被困在陈家，又要照料三个半大孩子，大多时候都忍着，只默默把委屈咽进肚子里。
好在阿石自小虽不会说话，却格外懂事，总跟在母亲身后帮忙；阿卯则被父亲捧在手心，常被架在肩头，去田埂上摘野果、看山雀。
那时陈家虽不富裕，也暗流涌动，可陈守义待几个孩子一视同仁，总说 “都是陈家的根”，有他在，家里的矛盾也不至于摆到明面上。
可 “地主” 的帽子像块巨石，压得陈家喘不过气。
那个年月，家里有几分薄产就被划入 “西类分子” 行列，陈守义心气郁结，渐渐染了病，起初只是咳嗽，后来竟咳得呕血。
成分不好的人家，连药铺都不愿多待见，更何况家里的积蓄早就被各种摊派耗空。
林春秀只能背着阿石、抱着阿卯，漫山遍野地采草药给他熬着喝，三个继子年纪尚小，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兰英虽照旧照料他们的吃喝，却对陈守义的病不闻不问，有时林春秀忙得脚不沾地，想让她搭把手烧壶水，她也会找借口推脱，说 “要给少爷们缝补衣裳，没空管外姓人的事”。
可那些不起眼的草木，哪里能抵得过沉疴重疾。
半个月前，陈守义终于撑不住了，被人用门板抬回屋时，脸白得像溪面的纸，胸口的衣襟浸着暗红的血，染红了母亲哭碎的眼泪。
村里的老人叹着气说，他是熬干了心血，走得急，没来得及留一句话。
阿卯那时还会咿咿呀呀地伸手去够父亲冰冷的脸，被母亲死死按住，那力道里的绝望，让他至今想起仍会打颤。
陈守义一死，陈家就像塌了天，林春秀作为外姓寡妇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，又顶着 “西类分子” 家眷的名头，竟没分到一寸土地、一块砖瓦。
送葬的队伍刚过了奈何桥，连纸钱的灰烬还没被风吹散，媒婆就踩着泥泞找上了门。
林春秀抱着阿卯，身边站着七岁的阿石，那孩子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“春秀啊，你一个寡妇，还带着两个娃，又是‘西类分子’的家眷，谁还能容你？”
媒婆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像针一样扎人，“山坳那头的王半仙，西十出头，无儿无女，手里有几分薄田，愿意接纳你们母子三人。
他虽好口酒，可终究是个体面人，能给娃一口饱饭，总比你们娘仨饿死在山里强。”
林春秀眼圈发红，嘴唇咬得发白 —— 她没有别的选择，兰英带着三个继子自顾不暇，宗族无人肯帮，天地之大，竟没有她们母子三人的容身之处。
改嫁的那天没有鞭炮，没有红布，只有王半仙背来的一坛米酒和半袋糙米。
阿石被母亲牵着，一步三回头地望着洋田乡老宅的方向，那里有他父亲的坟，有他童年的念想，眼里蓄满的泪终于忍不住滚落，却依旧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阿卯趴在母亲的背上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 “父亲”：他身材瘦削，颧骨高耸，眼角堆着细密的皱纹，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，仿佛能看穿地下的风水，却看不清眼前人的苦楚。
王半仙身上总飘着一股浓烈的酒气，混杂着草木灰的味道，让阿卯本能地感到害怕。
新家在青枫岭半山腰的一处平台上，是两间低矮的夯土房，屋顶盖着茅草，墙角爬满了青苔。
屋里陈设简陋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、一张八仙桌和几条长凳，墙角堆着吴半仙吃饭的陶碗和喝酒的粗瓷瓶。
王半仙把米酒往桌上一墩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然后自顾自地倒了一碗，仰头灌了下去，喉咙滚动着，发出满足的喟叹。
林春秀不敢多言，赶紧抱着阿卯，拉着阿石走进里屋，找了块干净的稻草铺在地上，算是母子三人的床铺。
夜里，阿卯被尿意憋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
外屋的油灯还亮着，昏黄的光线下，吴半仙正端着酒碗，一口接一口地喝着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像是在说些风水术语，又像是在咒骂什么。
母亲坐在一旁，低着头搓着麻绳，身影单薄得像一张纸。
阿石蜷缩在母亲身边，睡得不安稳，眉头紧紧皱着，小手还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袖。
阿卯想喊 “娘”，却被喉咙里的干涩堵得发不出声。
他不知道什么是 “西类分子”，不知道父亲的死和这顶帽子有什么关系，更不知道母亲为何总是偷偷抹泪。
他只知道，那个总把他举过头顶的父亲不见了，那个虽拥挤却有烟火气的老宅也不见了，兰英姑姑带着三个年纪稍大的哥哥走了，从此杳无音讯，从未对他和哥哥有过一丝牵挂。
如今只剩下这个飘着酒气的陌生男人，和这间冷得像冰窖的土坯房。
窗外，一只寒鸦 “呀” 地叫了一声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，也划破了他懵懂的童年。
他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样，只觉得这青枫岭的风，吹得人心里发慌，就像那永远也喝不完的米酒，带着一股子呛人的苦涩，要把人整个淹没。
1953 年的清明刚过，青枫岭下的溪涧涨了水，浑浊的黄汤卷着败叶往汀江淌，把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根须泡得发白。
阿卯缩在母亲林春秀的怀里，小脸贴着她打了补丁的粗布夹袄，鼻尖萦绕着一股混合着艾草和汗味的气息，这是他对 “家” 仅有的模糊感知。
他刚满两岁，还不懂得 “死” 是什么意思，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里藏着多少时代的褶皱与家庭的寒凉。
阿卯的父亲陈守义，原是沙田乡的乡长，后来调回了老家洋田乡，陈家本是个大家庭，虽有几分薄产、几间瓦房，可人口兴旺 —— 陈守义前头的妻子走得早，留下了三个儿子，最大的也才十三西岁，最小的刚满十岁，都还是半大的孩子。
陈家还养着一个大童养媳，名叫兰英，比陈守义的大儿子大两岁，是从小就订下的，原本就等着大儿子成年后圆房，平日里家里的洗衣做饭、照料三个半大小子的活计，大多落在她身上。
林春秀是陈守义的续弦，嫁过来后，日子过得并不轻松。
兰英性子执拗，心里总揣着疙瘩，觉得林春秀是外人，抢了本该属于她的 “主母” 位置，对林春秀带着几分敌意，平日里要么冷着脸不说话，要么就暗地里使些小性子 —— 林春秀晾在院子里的衣物，总会莫名其妙地掉到地上；煮好的粥，分给阿石和阿卯的那碗，永远是最稀的。
林春秀念着兰英年纪轻轻就被困在陈家，又要照料三个半大孩子，大多时候都忍着，只默默把委屈咽进肚子里。
好在阿石自小虽不会说话，却格外懂事，总跟在母亲身后帮忙；阿卯则被父亲捧在手心，常被架在肩头，去田埂上摘野果、看山雀。
那时陈家虽不富裕，也暗流涌动，可陈守义待几个孩子一视同仁，总说 “都是陈家的根”，有他在，家里的矛盾也不至于摆到明面上。
可 “地主” 的帽子像块巨石，压得陈家喘不过气。
那个年月，家里有几分薄产就被划入 “西类分子” 行列，陈守义心气郁结，渐渐染了病，起初只是咳嗽，后来竟咳得呕血。
成分不好的人家，连药铺都不愿多待见，更何况家里的积蓄早就被各种摊派耗空。
林春秀只能背着阿石、抱着阿卯，漫山遍野地采草药给他熬着喝，三个继子年纪尚小，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兰英虽照旧照料他们的吃喝，却对陈守义的病不闻不问，有时林春秀忙得脚不沾地，想让她搭把手烧壶水，她也会找借口推脱，说 “要给少爷们缝补衣裳，没空管外姓人的事”。
可那些不起眼的草木，哪里能抵得过沉疴重疾。
半个月前，陈守义终于撑不住了，被人用门板抬回屋时，脸白得像溪面的纸，胸口的衣襟浸着暗红的血，染红了母亲哭碎的眼泪。
村里的老人叹着气说，他是熬干了心血，走得急，没来得及留一句话。
阿卯那时还会咿咿呀呀地伸手去够父亲冰冷的脸，被母亲死死按住，那力道里的绝望，让他至今想起仍会打颤。
陈守义一死，陈家就像塌了天，林春秀作为外姓寡妇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，又顶着 “西类分子” 家眷的名头，竟没分到一寸土地、一块砖瓦。
送葬的队伍刚过了奈何桥，连纸钱的灰烬还没被风吹散，媒婆就踩着泥泞找上了门。
林春秀抱着阿卯，身边站着七岁的阿石，那孩子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，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“春秀啊，你一个寡妇，还带着两个娃，又是‘西类分子’的家眷，谁还能容你？”
媒婆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却像针一样扎人，“山坳那头的王半仙，西十出头，无儿无女，手里有几分薄田，愿意接纳你们母子三人。
他虽好口酒，可终究是个体面人，能给娃一口饱饭，总比你们娘仨饿死在山里强。”
林春秀眼圈发红，嘴唇咬得发白 —— 她没有别的选择，兰英带着三个继子自顾不暇，宗族无人肯帮，天地之大，竟没有她们母子三人的容身之处。
改嫁的那天没有鞭炮，没有红布，只有王半仙背来的一坛米酒和半袋糙米。
阿石被母亲牵着，一步三回头地望着洋田乡老宅的方向，那里有他父亲的坟，有他童年的念想，眼里蓄满的泪终于忍不住滚落，却依旧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阿卯趴在母亲的背上，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 “父亲”：他身材瘦削，颧骨高耸，眼角堆着细密的皱纹，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，仿佛能看穿地下的风水，却看不清眼前人的苦楚。
王半仙身上总飘着一股浓烈的酒气，混杂着草木灰的味道，让阿卯本能地感到害怕。
新家在青枫岭半山腰的一处平台上，是两间低矮的夯土房，屋顶盖着茅草，墙角爬满了青苔。
屋里陈设简陋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、一张八仙桌和几条长凳，墙角堆着吴半仙吃饭的陶碗和喝酒的粗瓷瓶。
王半仙把米酒往桌上一墩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然后自顾自地倒了一碗，仰头灌了下去，喉咙滚动着，发出满足的喟叹。
林春秀不敢多言，赶紧抱着阿卯，拉着阿石走进里屋，找了块干净的稻草铺在地上，算是母子三人的床铺。
夜里，阿卯被尿意憋醒，迷迷糊糊地睁开眼。
外屋的油灯还亮着，昏黄的光线下，吴半仙正端着酒碗，一口接一口地喝着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像是在说些风水术语，又像是在咒骂什么。
母亲坐在一旁，低着头搓着麻绳，身影单薄得像一张纸。
阿石蜷缩在母亲身边，睡得不安稳，眉头紧紧皱着，小手还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袖。
阿卯想喊 “娘”，却被喉咙里的干涩堵得发不出声。
他不知道什么是 “西类分子”，不知道父亲的死和这顶帽子有什么关系，更不知道母亲为何总是偷偷抹泪。
他只知道，那个总把他举过头顶的父亲不见了，那个虽拥挤却有烟火气的老宅也不见了，兰英姑姑带着三个年纪稍大的哥哥走了，从此杳无音讯，从未对他和哥哥有过一丝牵挂。
如今只剩下这个飘着酒气的陌生男人，和这间冷得像冰窖的土坯房。
窗外，一只寒鸦 “呀” 地叫了一声，划破了寂静的夜空，也划破了他懵懂的童年。
他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怎样，只觉得这青枫岭的风，吹得人心里发慌，就像那永远也喝不完的米酒，带着一股子呛人的苦涩，要把人整个淹没。